《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横扫了四座小金人，成为了韩国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导演奉俊昊也因此成为了韩国的“英雄”，甚至有韩国政客提议建立“奉俊昊”博物馆作为对他的表彰。

《寄生虫》在奥斯卡上的成功及导演奉俊昊的被重视，让不少国内观众对华语电影界的氛围进行了反思，认为华语电影之所以在近年来产生不了国际影响力深远的电影，和严苛的电影审核机制息息相关。

许多导演在审核机制的束缚下，难以放开手脚对人文题材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展示，所以导致了许多电影难以触碰一些较尖锐的题材，在深度上会有所欠缺。

韩国对电影拍摄的宽容度很大，的确能让韩国导演在取材上“如有神助”。诸如《熔炉》、《杀人回忆》，《燃烧》、《82年生的金智英》等电影，因为涉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映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让电影的口碑发酵势如破竹。

其中，《熔炉》和《杀人回忆》还因为社会反响太剧烈，反向影响了取材案件的判决，为韩国的司法体系发展添上了有意义的一笔。这样看来，放开限制用电影去探讨社会问题，似乎是十分有意义的举动。

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在《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的热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女权的讨论逐渐升级为骂战，让韩国男女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越发严重。

就连扮演金智英的女演员郑有美，都成为了骂战的讨伐对象，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通过探讨尖锐社会问题引起的热议，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使用恰当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使用不当只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推手。

如何使用恰当，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是《寄生虫》这样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也难以完全被定义为是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就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结束8天后，根据韩国媒体的报导，多个航空公司以《寄生虫》讲述韩国贫富差距、不利于国家形象为由，拒绝在机内播放该影片。

因为韩国航空公司明文规定，有客机事故场面等给乘客带来不安感的、贬低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可能引起社会争议的电影被排除在播放名单外。

《寄生虫》被航空公司禁播，明显是属于“可能引起社会争议的电影”。可见即使是获得了奥斯卡，也得到了韩国电影界的承认，《寄生虫》依然难以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同。

韩国作为世界上最少民族的国家之一，意识形态非常统一，尚且难以完全掌控因为社会问题的热议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不仅人口基数大，而且民族众多，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现负面舆论的发酵，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国内电影审核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对电影取材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更何况，奥斯卡虽然是电影界公认的大奖，但判标准带有浓重的西方意识形态，其结果并不一定符合国民的审美标准。与其为了迁就奥斯卡拍摄一些难以把控的题材，还不如多制作一些符合国民审美标准，让大家喜闻乐见的华语影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等近段时间的现象级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是一木支危楼，大家对《寄生虫》被韩国航空公司禁播有什么看法？华语电影应该为了迁就奥斯卡而在审核机制上做出改变吗？欢迎在下方留下你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