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部电影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内容的核心内涵直指时下韩国愈演愈烈的阶级差异。从创作的角度讲，有差异就会有戏剧冲突，故而整部影片看下来有几分喜剧色彩。为了更好地体现人群的差异，导演的故事编得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逻辑。故事框定后，剩下的就是演员拼演技了。本片的故事大概是讲，在都市的地下室里，生活着经济条件连猪狗都不如的一家人，无异于虫子，可看作几只抱团取暖的蟑螂。蟑螂的生命力众所周知极强，不会甘心生活在角落里任现实践踏。于是，这家人抓住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从儿女到父母，相继潜入一富人家，人模狗样儿地扮演起了各种角色。

为达到目地，这家人用尽心机，将富人的家庭蒙在鼓里，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这家人的生活有了大转变，不再愁吃愁喝，趁富人外出度假，这家人坐在豪宅里狂吃海塞，举杯相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味道，富人有所感知，这种莫名的味道其实就是穷人身上所特有的酸腐味。终于纸不住火，故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穷人对富人的屠杀，穷爸爸杀死了男主人，逃匿于地下室，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严格说来，这个故事不可能在现实中真的发生，但有现实的逻辑支撑。同样主题的电影还有一部李沧东的《燃烧》，从艺术性讲，水平远超过《寄生虫》。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韩国导演热衷现实题材，编故事无所顾忌。过去几十年，韩国电影之所以繁荣，根本上是来源于创作的自由。韩国导演不用夹着尾巴拍电影，不必看谁脸色而阉割内容。在这这方面，日本导演也不遑多让。去年大热的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原理和《寄生虫》类似。

也许是阶级差异刺中了中国影迷的神经，使得“阶级”这个旧字眼再度成为话题。曾经的封闭经济年代，中国人对“阶级”二字并不陌生，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国人最善于在内部搞阶级斗争。举个小例子，在我上小学的年代，很多报名表格中常有家庭成分一栏，我问老爸怎么填，是群众还是干部呢？老爸说，填贫农。我当时不能理解我们家为什么会是贫农，我们不是住在大院里吗？老爸解释说，因为你的爷爷是农民，爷爷的爸爸也是农民，家里很穷。但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机会逐渐均等，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成分只是旧时代的小尾巴。

三四十年过后，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阶层的幽灵重返人间。这时候的阶级差异主要体现在金钱的多寡上，不再是血统，权钱通吃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懂，不多说。计划经济年代里，人虽穷，但贫富差距小，日子照样快乐。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崛起的阴影下，钱日益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天平。很多人明白过来这个道理，但千帆已过，不知不觉中因穷而沦为弱势阶层，只是我们的媒体不太愿意张扬阶级差异这个话题。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对差异有普遍的焦虑，人群分化也在所难免。很多年前我逛西单书店，不小心口袋里滚落出一枚一元硬币，还没等我捡起来，一个小孩子冲上前一把抓起硬币，我请他还给我。小孩不情愿地还了，但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总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是我的。”童言无忌，但也宣告了一个差异时代的到来。

我那时候还不能想到阶级差异，只觉得是钱惹的祸。这孩子一定是从农村来，渴望过城里人的富足生活。有趣的是，当很多人腰包鼓起来后，随着生存竞争压力的越来越大，世人会谈起阶层固化。坐在云端的权贵们自然不用愁前程，但那些好不容易分享到了一点改革果实的人，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钱多少也不算多，因为生活中处处需要钱。

阶级差异在人们的奋斗、挣扎和焦虑中再次形成，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社会冲突案例，背后都有差异在作祟。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前几年杭州发生了一恶性事件，一个保姆一把火烧死了一家母子几人，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就发生在杭州的新富人区，但其实只是矛盾集中爆发的前奏而已。

实际上活在中国，富人累，穷人也累，这也是为什么你很难在中国人的脸上看到开心的笑容。表面上看过去，富裕的家庭数量总体上毫无疑问地增长了，但那些沉默的弱势群体也如同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发。挣钱似乎成了一条不归路，没钱无法生存，有钱也有危机感，如此恶性循环，不知终日。因压力空前，鸡汤故而也横行，在时下的大多数国人看来，有钱就是成功的绝对指标。

我平时和人来往不多，孤陋寡闻。不久前我去街区里的自助餐饭店吃饭，两三样菜加米饭大概20多块。我端好饭坐下后，对面桌坐一壮年，表情淳朴，看样子是工地上下苦力的人。只见他只叫了一小碟土豆丝后，连吃了几碗白米饭。看得出来，他舍不得叫一个荤菜，满意于管够的米饭。因为只有一个菜，他吃得很艺术，不肯猛下筷子。随后一老年工友坐在他对面，同样也只叫了一个素菜，猛喝免费的紫菜汤。

我凝神看了半天，默默吃完饭。

几天前，我收拾旧书后叫了收垃圾的人来卖。老人家高兴地拿着编织袋，带好秤，跟着我上五楼。称重之余，我跟老人聊了几句。得知老人从安徽来，60多岁，儿子也在杭城收垃圾，父子俩各有一辆三轮车，烈日下小区里吆喝生意。老人家乡有一亩多地，但已撂荒，原因很简单，粮食价格低，入不敷出。我问老人家乡有收入吗？老人说，一个月政府发多块钱，根本不够用，只能到城里谋生。老人还告诉我，日子其实不如前些年了。卖完书后，我给老人免去了零头，算是送了老人几斤书。老人说，一斤也就挣你一毛多。我说你可以拿旧书去卖。老人说，不识字啊，现在也没啥人看书了，都看手机，还是当废纸去卖。送走老人后，我沉默半晌。

文艺终于是无力的，最多只能警醒世人注意真实的存在。《寄生虫》的现实目的达到了。没有一种艺术能彻底远离现实，象牙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艺术介入现实能到什么程度，只有看艺术家的良知、勇气以及语境的容忍度。

然而我对阶级差异也是有所感知的。几天前，有企业家朋友邀请我去东北参加聚会，顺便看看他的会所，因为我正要做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想了想，回绝了他的好意，乃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写字的，不愿在富人堆里觥筹交错，再说也不是没混过场面，往事早已如过眼云烟。或许回绝的那一刻，我也多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味道。经过辨认，我觉得还是保持自己的味道，继续看书写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