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月娥改编自同名电影的舞台剧《寄生虫》，最大程度地尊重电影的原创精神，在舞台呈现上又衍生出新的解读，使这部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四项大奖”的影片，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再次走进观众的视野。《寄生虫》是一部结构精巧的黑色幽默讽刺剧，故事发生地在韩国，住在韩国半地下室金基宇、金基婷姐弟俩辍学，父亲金基泽和母亲忠淑失业，一家人依靠糊披萨盒赚点微薄薪水，生活窘困，直到有一天基宇的同学送来一块“转运石”，并推荐他去富有的朴社长家当英语家教老师，这家人的命运开始转变。这块贯穿故事的“转运石”，却始终以嘲笑的姿态，注视着金家以“连环计”一步一步将自身从“讽刺喜剧”向着“悲剧命运”转化。这种转化，源于金基宇对朴太太一个谎言，后续为不断圆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当这些谎言被忽然闯入的前女佣霁光所识破，于是，谎言只能通过残酷争斗，甚至杀戮而止“谎”。金家、吴家为争夺朴家这位“中间宿主”，演绎人性的极端化，同时揭示了现代人“巴别塔”特征：金基宇畅想与朴社长女儿多惠结婚后，以“赘婿”身份入住朴家，以此改变家人命运；寄居在朴家地下室达4年多的吴勤世（霁光丈夫），企图后半生继续寄生此处，以躲避高利贷者。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妄图通过“寄生”途经改变命运的方法，注定是失败的，令人绝望的。这种绝望性，表现在作为金家最具理性、最有能力改变命运的金基婷，死于吴勤世的仇刀下，金基宇被“转运石”砸晕入院，父亲因杀害朴社长后躲进朴家地下室，宣告了金家人从“寄生”向“进身”上层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正如金基泽所说：“人生绝不会按计划走的。”《寄生虫》并不以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为主要目标，而是用抽象化的隐喻功能揭示社会现实的深刻性，这种以东方思维架构的故事，人物并不复杂，情节也比较简单，但故事背后折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中人的普遍生存状态。比如，金家人通过“玩伎俩”赶走了朴社长家之前的司机、保姆，并顺利取代之，成功骗取了“头脑简单、出手阔绰”的朴太太的信任。但贫富的鸿沟始终无法逾越，这条鸿沟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正如朴社长每次闻到金司机身上的味道——因久居地下室而弥散在衣服上的味道，便会厌恶地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且狂狷地认为，气味是明显越界了。导演杨婷曾数次执导加缪作品，非常擅长解构这种荒诞意象，她将复杂的社会现实“提纯”为抽象化的表达，使得“气味越界”这一荒诞意象与朴家的豪华别墅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感，是无论金家人用多少肥皂都洗不掉的——穷人的味道。也正因为朴社长每次闻到金司机身上的“气味”，毫不掩饰的厌恶感与歧视心理，最终点燃了金基泽长期压抑的怒火，导致了朴社长被杀。如果说，金家与朴家对峙是贫富悬殊的对立，而与同等身份地位的人物相互倾轧，则更令人唏嘘不已。寄居在朴家地下室的吴勤世夫妇与金基泽老婆忠淑曾有段精彩的情景性对话，那种瞬息万变的心理与言行，折射出底层人物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当忠淑发现吴勤世隐居地下室后，威胁要将此事报告朴社长，前保姆霁光求饶并劝慰——穷人应该相互怜悯帮忙，并且拿钱给忠淑，请求她以后给吴勤世一口饭吃，但立刻遭到忠淑的拒绝，忠淑自认为自己身份高于吴勤世夫妇。然而，在旁边偷听的金家父女三人，从楼梯口失足掉地下室，而这一幕正被跪在地上苦苦求饶的雯光拍下了手机视频，这段证实谎言的视频便犹如一触即发的“导弹”，让双方露出了狰狞面目。令人惊诧的是，一旦吴勤世夫妇掌握了主动权，旋即命令金家人跪在地上。此时，得意忘形的霁光牵着吴勤世的手走到阳光普照的客厅，诅咒这一“诈骗家庭”的人不配住在别墅，竟然趁主人野营时，在客厅吃喝玩乐，而他们夫妇却经常趁着主人不在家时，同样肆意妄为。双方为抢夺手机大打出手，这幕殊死搏斗又因朴社长家人突然返回戛然而止。霁光不幸跌下地下室楼底身亡。本来，两家人可以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争斗，但自私、狭隘的底层人“互害”模式将彼此推向命运的深渊。舞美上，通过写实与写意方式营造舞台虚实相生的美学意境。以水管纵横的地下室、逼仄的半地下室、宽广的高地别墅区三个迥异的空间区域，对人物的身份进行划分。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可透过一丝阳光的半地下室、洒满阳光的别墅区客厅，以及客厅顶部可旋转的镜子都赋予其特殊的含义。如朴社长用一杯水考验金基泽的驾驶技能，通过人物的肢体动作将车子转弯、刹车等运行表现得惟妙惟肖。《寄生虫》通过一系列的巧合，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呈现生活的真相，揭示冷峻的社会现实，讽刺与怜悯、幽默与感伤的气质，将作品本身浸染的喜与悲辐射到观众席，同时将观众代入了不同国度，却互通人性的精彩剧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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