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寄生虫 >> 寄生虫的习性 >> 印度版寄生虫除了敢拍,还有什么
网飞的流水线,有种魔力。
在保留地域特色的前提下,它能把任何国家的影视剧都打磨出一股“网飞味儿”。
4K的制作标准下,特效、声效、滤镜变得更加高级,镜头感与画面质感得以显著提升。
简而言之,就是电影感爆棚。
不仅如此,类型也趋向多元化,拥有国际化的潜力。
以前阵子的两大热门漫改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甜蜜家园》为例。
前者主打无限流+密室逃脱,后者主打丧尸+末世生存。
从题材、尺度到制作水准,远超一般日韩剧的范畴。
两部剧的海报色调极其相似
殊不知,网飞赠予的所有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工业体系的干预下,大量作品沦为热门要素的排列组合。
剧情的起承转合也存在明显的打磨痕迹,千篇一律。
俗称,行活儿。
观众想在网飞的“无限制库存”里捞几部尖货,难度堪比淘金。
《后翼弃兵》显然算是佼佼者
就像今天要聊的这部新片,我本以为又是部平平无奇的流水线产物。
再一看评分,豆瓣7.6,IMDb7.2。
一个不上不下,完美符合网飞平均水平的数字。
“网飞滤镜”,让我差点错过了它。
幸好,片荒使人宽容——
《白虎》
依据视角的不同,本片可以被分成两面——
故事的A面,讲述一位富二代在新旧价值观中的挣扎与妥协;
故事的B面,讲述一位底层贱民在压迫中觉醒,最终成功翻身。
互相交错的双线剧情,钩织出复杂的社会众生相,现实主义色彩浓厚。
但坦白地说,如果你怀揣着对标《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的预期来看这部《白虎》,必定会产生落差。
抱着图一乐的心情来刷片,倒多少能留有几丝余味。
而这种余味,恰恰与无数经典印度电影一脉相承。
或者说,这些电影原本就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只是换了一批演员而已。
01.
众所周知,印度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层严重。
不过再多的道听途说,可能都不如几组镜头来的有说服力。
当芒格村的首富穆克什一家把车开进村子的时候,村里的小孩都忍不住跟在后头跑。
因为除了板车、三轮车,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车。
走进村里一看,更惨。
村民们穿的是脏到看不出颜色的破布,灰头土脸,浑身上下也就牙齿还算白。
反观穆克什一家,他们衣着光鲜,戴着金表和大金链子,满身的土豪气。
两拨人站在一起,简直不像一个世界的人。
“穷人好,富人坏”,堪称印度版“三字经”。
老穆克什收租时的凶狠,无疑暗合了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阿莎克却一反常态。
在印度,仆人相当于主人的所有物,无论如何拳打脚踢、爆粗辱骂都不违法。
对此,他不甚赞同。
他要求新来的司机巴尔朗直呼其名,而不是主人。
在父亲动手时,他明确表达过不满。
细细咀嚼之下,语气里还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
这太野蛮了,美国人(文明人)才不会这么干。
和父亲这类oldmoney不同,他受过西式教育和“自由平等”价值观的熏陶,思想开明,为人善良。
“富人非恶”仅是影片的第一层反转,接下来的剧情可谓反转的反转。
老穆克什表现出了对金钱的贪婪,阿莎克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贪得无厌。
他反对家人的腐朽价值观,却安心享受着家族建立在剥削穷人基础之上的上流生活;
他既崇尚美式价值观,在妻子提出要回纽约创业时,又推三阻四。
总之,四个大字:我全都要。
质感足够复杂的人物,往往就像揭画,撕下一层,还有一层。
照这么说,他藏在贪婪背后的是什么?
是虚伪。
撕下这层假面的契机,是妻子的不告而别,因为她无法再忍受这个古板家庭。
为了安慰沮丧的阿莎克,巴尔朗决定带他去吃路边摊。
饭桌上,两人像好朋友般有说有笑,阿莎克还默默感叹,“从现在起我只吃你们的菜。”
关键是,他真心把对方当朋友吗?
我们观察某人的最好方式,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
同样是巴尔朗递来的一碗秋葵,当阿莎克得知妻子打算离婚时,直接把它打翻在地。
情绪爆发的本能反应,让他卸下了伪装。
一瞬间,人物的内核总算暴露:
在他心里,仆人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存在。
他的友好,仅仅是维持优越感的道具。
我们可以往更微妙的方向去联想。
正好,片中设置了一组对照——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阿莎克夫人和在美国读书的阿莎克。
一个信奉平等自由,另一个伪装平等友善。
由此,导演的批判用意也逐渐明朗起来:
既然教育无法改变人的本质,那么追根溯源,必然是社会的土壤出了问题。
02.
不光是阿莎克重新认识自我,巴尔朗同样经历了一次内心转变。
起初,他是个忠于本分的好仆人。
嘴甜、勤快、会来事,时刻不忘讨主人欢心。
为了赢得信任,他能牢牢记住主人说过的每一句话。
不久前,当阿莎克聊起互联网,他还傻傻地以为这是可以花钱买的商品。
凭借高超的学习能力,他很快就做到了自如地搭话,偶尔还能蹦出几句专业术语。
当对方提起创业梦想时,他马上说,“我现在就可以载您去班加罗尔。”
我敢打赌,如果他长了尾巴的话,此时一定狂甩尾巴——能和主人分享心事,那是何等的荣幸。
直到,他突然觉醒。
觉醒的关键,是气味。
他端茶时下意识地挠了挠裆部,目睹这一幕的阿莎克夫人立马流露出了真情实感的嫌恶:
“你的制服很脏,整天嘴巴都是槟榔味。”
此刻,他才惊讶地发现自己过去就像一头未开化的野兽,混沌地活着。
身处下流社会,从未有人告诉他何为羞耻,何为不雅,何为尊严。
事后,他拼命地刷牙,试图洗掉这股上不得台面的臭味。
然而,就算穷人的气味可以被掩盖,形象可以改善,与生俱来的卑贱地位又如何改变?
想象一下,弱肉强食的自然界里,狼和羊该如何确认各自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答案,是捕食。
通过捕猎,狼确认了捕食者的身份;通过牺牲,羊确认了被捕食者的身份。
换算到人类社会,还是同理。
在碾压与被碾压的过程里,特权阶级与底层阶级完成了对彼此权力的体认。
老穆克什甩出一张认罪书,命令男主在上面签名,替主人背锅——阿莎克夫妇酒后驾车,撞死了一名路人。
刻在骨子里的奴性,让巴尔朗连个不字都说不出口。
事后,他才感到无比的屈辱与愤怒。
而这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情绪,仅透过镜头语言,便能窥知一二。
一是锅炉下的火。
火苗,象征着男主心中的怒火。
这股无处发泄的心火,让他选择挥刀向更弱者:一个在街边乞讨的老太婆。
对方只是讨要一卢比,却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一举动,完美应了那句,“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二是男主含泪大笑。
单看这一幕,会怀疑他怕不是疯了。
否则为什么突然脱下裤子,和素不相识的流浪汉一起大笑?
解题的钥匙,藏在下一秒。
借着对称式构图,无需任何台词,人物关系已经一目了然:
实质上,他和这个下身赤裸、露天排泄的流浪汉毫无分别。
与之对应的,是男主随着阿莎克一家搬到德里时的场景。
他站在楼下,用手指一层层地数,数到最后,笑了。
但那时的笑,是兴奋。
他自以为攀上金枝,从此高人一等。
而此刻的笑,却是绝望。
因为俯仰之下,众生皆为蝼蚁。
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生死,与顶层的富人又有何干?
男主的理智,逐渐达到了崩坏的边缘。
亲手崩断最后一根弦的不是别人,正是阿莎克:
“真希望我也能像你过得这么简单”。
一句轻飘飘的“凡学”自嘲,直接击碎了巴尔朗的尊严和底线。
一个是拥有特权却不知足,另一个是渴望上进却无能为力。
这么一对比,他立刻就从“好主人”变成了“该死的有钱人”。
最后,带着刺死阿莎克抢来的万卢比,男主摇身一变,成了班加罗尔的知名企业家。
按照惯例,接下来是不是该皆大欢喜,在全场的歌舞声中落幕?
不,《白虎》的巧妙之处在于——
整个故事的结局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
可喜的是,男主靠着一手烂牌,升级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可悲的是,套用鲁迅老人家的话说,结局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字:
吃人。
为了换取上位机会,男主曾利用“对方是个穆斯林”的把柄赶走了一号司机。
富人撒一把价值卢比的“狗粮”,就能观赏底层互害的好戏。
甚至,不需要花钱照样能将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到头来,有良心的富人又被逼不得已的穷人杀害。
整个社会仿佛执行着“逆向淘汰”的准则,先淘汰穷人,再淘汰好人。
唯有恶人,才能适者生存。
03.
伪善的特权阶级、空有才能却被埋没的穷人,两两相遇,结果酿成一场血色灾祸。
再加上底层互害、穷人的气味、富人的善意。
除了结局走向不同,各种似曾相识的人设和桥段,我相信不需要多嘴,眼尖的朋友也能一眼看穿本片的“含寄量”有多高。
难怪不少人直接给它冠以“印度版《寄生虫》”之名。
《寄生虫》
当然,《白虎》改编自布克奖获奖小说《白老虎》,原创性毋庸置疑。
那两部电影的雷同之处,仅仅纯属巧合咯?
是,也不是。
电影映射现实,现实又影响艺术创作。
两部作品在创作思路上的相似,必然能牵涉出更内在的联系。
首先,是不同的文化语境。
如果将韩国电影的文化美学高度凝练的话,就一个字:恨。
巧的是,这个“恨”字挪到印度片的语境,照样成立。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恨是对于屈辱历史的恨,这便是韩国片总是显得如此情绪化、深沉阴郁的深层原因。(引述自《太极虎韩国:一个不可能的国家》)
而后者呢,则是对于社会贫富差距与种姓制度的憎恨。
恨的背后,藏着对阶级跃升的隐秘渴望。
因此,这类从底层视角出发的电影,终极目标只有两个。
要么通过各种手段,实现阶层跨越,比如《摔跤吧!爸爸》;
要么贯彻爽片路线,讲述小人物vs特权阶层的复仇记,比如《误杀瞒天记》。
而《白虎》,也不例外。
其次,是政府对待文艺作品的不同态度。
先说韩国。
如果留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社交媒体上关于韩国电影的舆论风向,悄悄变了——
从“电影改变国家”,再到“敢拍不敢改”;
清一色的羡慕嫉妒恨,变成了单纯的羡慕,乃至不屑。
吐槽归吐槽,《寄生虫》获奥斯卡奖之后,韩国还是迅速出台了相关的补助措施。
别的不说,起码表面功夫做到位了。
你要问有没有印度电影改变国家的例子?
有,但是少之又少。
比如,讲述经期难题的《印度合伙人》上映后,政府就宣布取消了卫生巾进口关税。
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套用某经典句式来回应——
我大印度自有国情在。
韩国社会现存的诸多弊端,只要修修补补,维持正轨并不难。
单论种姓制度,被浸淫数百年的印度已经积重难返。
电影里,不遗余力地强调着这一点。
整个印度社会被划分为两大阶层:
富人与穷人。
借电影台词说,就是“大肚子的男人和小肚子的男人。”(你看,女人直接就被选择性忽视了)
不同的种姓,对应着不同的职业。
这意味着,大多数印度人的宿命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决定好了;
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被视为禁忌;
人与人之间,仿佛有条不允许随意僭越的红线。
残酷的是,穷人的每一处举动都可能越线。
当男主捐钱给路过的流浪汉时,居然被阿莎克大声呵斥,说他这个烂人凭什么做慈善。
在此之前,明明阿莎克夫人随手就掏出卢比,施舍给路边的小女孩。
权钱交易、公权腐败,如果放在韩剧/影中,算是个批判角度。
而印度电影呢?
这些就和饮水进食一样稀松平常,只是故事背景罢了。
政客可以堂而皇之地跑到富人家索贿;
为了摆脱威胁,老穆克什一家决定私下买通反对党;
巴尔朗来到班加罗尔后,挣得第一桶金的秘诀就是贿赂警察。
好警察,在印度电影里约等于珍稀物种。
按照某些网友的思路,指出国家的不足=递刀。
那么,本片中这一刀,更是直指国家的命脉。
电影不止一次地借男主之口,大肆嘲讽印度的民主制度。
低种姓出身的女政客上台后果断背叛了她的阶级,转而捍卫富人的利益。
而那些寄希望于投票的穷人们,依然沉浸在社会主义的美梦里,对真相一无所知。
真相是,“投票”无法改变国家机器运作的本质。
权力,绝不会因此而转移。
衣冠楚楚的富人花着剥削来的血汗钱,然后利滚利,赚得盆满钵满,过着精致滋润的生活。
大街上衣不蔽体的穷人,依然要忍受剥削和压迫。
话说到这份上,电影就差没补上一句:这个国家烂透了。
回头想想,为何印度沉迷于拍摄现实主义电影?
难道,印度影人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个答案,恐怕更适用于经历过社会运动的韩国导演,诸如林权泽、奉俊昊、李沧东等人。
事实上,印度电影很难彻底规避国情,讲述纯虚构故事。
一旦把眼光望向底层,就有无穷无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有待追问与解决。
这些问题,好比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你躲都躲不掉——
如果不靠犯罪,不以命相搏,穷人的出路在哪里?
就算那些学有所成、鄙弃传统的新权贵阶级有心变革,他们要如何撼动庞大的社会体制?
在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又有多少现实意义?
通过拍片,撕开了这道伤疤,然后呢?
现实与幻想互不匹配的副作用,就是导致某些电影台词显得过于尴尬,甚至可笑。
当男主翻身后,反复强调世界的未来属于棕人种和黄种人。
过去的世界霸主——白人就快完蛋了。
回归现实,本片还是由一家美国公司投拍的…
有人说,《寄生虫》是拍给中产阶级,展示底层奇观的“激素电影”。
照这么说,《白虎》就是用糖纸包裹社会议题的“致幻电影”。
毕竟,穷人翻身只是幻想,富人垄断一切才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