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寄生虫》的操作是否“妖魔化”了韩国穷人？

今夏，韩国导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虫》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了“金棕榈”奖。时值韩国电影百岁，《寄生虫》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韩国影片，算是为韩国电影产业赢了一次国际专业性“五星好评”。

然而，韩国某些本土观众看过此片后，心情五味杂陈。一位长居韩国的友人告诉剧小希，身边的韩国人谈及此片时说，“奉俊昊根本没穷过，他也不了解穷人真正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夸张”和制造冲突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本片令韩国低收入者阶层难以接受的原因，或许在于将他们的生活目标设定成算计富人的豪宅，把穷人的命运圈定为“寄生”。

“虫？穷人也是人，怎么能把人说成虫呢？”一位韩国学者告诉友人，电影的名字——《寄生虫》——就让他觉得带有歧视视角。

那么除了《寄生虫》，韩国有没有其他关照低收入群体日常生活并探讨他们未来出口的表达呢？

友人向我推荐了韩国作家张康明所写的小说《走出韩国》。本书曾在韩国获得第20届“文学村作家奖”，也是韩国某专业读书网站网友票选的年度书籍。它从另一个维度展示了低收入者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穷人为了突破困境所做出的尝试与努力。

02“因为讨厌韩国，所以不想在韩国生活？”

中文译名《走出韩国》一书在韩国境内出版时原题目其实是“因为讨厌韩国”（），并且曾一度被媒体炒作为“我恨韩国”。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版本也是沿用了原标题《因为讨厌韩国》。

众所周知，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是很强烈的，土生土长的韩国人怎么会讨厌韩国呢？

小说一开篇就解释了原因。主人公桂娜如此说道：

“我之所以不想在韩国生活，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我实在是个没有竞争力的人，就好像一个应该灭绝的物种。”

换句话说，生在穷人家的桂娜不喜欢韩国，是因为觉得自己身处社会底层，幸福指数“营养不良”。

小说《走出韩国》与电影《寄生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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