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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寄生于荒诞之中,清醒寄生于扭曲的价值观里。
舞台剧《寄生虫》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真正“首演”。该剧运用幻想现实主义的手法,融合多种艺术元素,为观众展示了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在奥斯卡四冠王电影《寄生虫》的基础上,导演杨婷对该电影进行了适合舞台呈现的改编,她延续电影一贯的黑色喜剧风格,保留惊悚血腥的元素,同时运用她扎实的导演基本素质,熟练准确的组织舞台行动,完成艺术构思,结合精妙的舞美设计完成了三维立体的舞台调度,打造了这部寓理于剧的舞台作品。当场铃响起,观众从病毒与焦虑的世界抽离而投入到戏剧中,光渐启......
镜头转化下的舞台幻想
奉俊昊凭借《寄生虫》一举拿下奥斯卡四奖,成为亚洲电影史上一段佳话。如他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奉俊昊擅长将幽默置于人物细节中,从他的电影叙事语气,细小的情节铺垫便清晰可知。假如说《汉江怪物》是科幻皮囊之下的黑色哀歌,《玉子》是罹弱无力的反抗幻梦,《寄生虫》则是在这种黑色幽默荒诞中一部自洽的寓言体叙事。奉俊昊一方面构建了足够犀利的寓言指代,另一方面影片的美学风格与寓言风格十分吻合,他在影片中融合了抽象性,假定性,象征性,使得电影《寄生虫》徘徊于写实与非写实的风格之间。这也为舞台剧《寄生虫》的幻想现实主义风格奠定了基础。
导演杨婷在采访中说道: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我其实不会太愿意选择跟角色特别吻合的角色,我希望演员和角色中间有距离,我更愿意让演员离他的角色坐的远一点。他们可以互相彼此观望,感受。在观望和感受当中,他们再慢慢地靠近对方。纵观《寄生虫》的舞台剧版本,导演最大程度的发扬了原作的线性现实主义叙事,同时继承了由瓦赫坦戈夫提出的“幻想现实主义”,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理念与梅耶荷德的“表现”理念融为一体,达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非现实主义表达。因此,在舞台呈现上,导演调动了肢体、音乐、舞美等多种元素,糅合意识与幻想,抒情独白等因素,融合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在多重空间的舞台上,完成了这出荒诞故事的讲述。
如果说由于舞台剧体量所限,在情节安排上有取舍轻重的话,那么在剧情之外导演相较于电影而加入的舞台事件,则充分体现了杨婷导演个人的艺术倾向和改编诉求。例如“狼的传说”这一故事在剧中两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基婷给多颂授课之时,第二次则出现在全剧的末尾,以此寓言作为外壳,嵌入富人和穷人两个家庭的角色,在寓言里实现了莫测命运的最终归宿。在突破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情节框架和人物范式后,这个场景本质上不再是现实事件发生的场所,而是角色心灵的象征性和表现性空间。舞台剧将电影中的隐喻具体化,通过动物来象征和指代故事中的人,且在剧中多次出现,充分体现了导演对于叙事寓言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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