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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恒通研究员，

剪报侠柳先涛。

2月9日，韩国电影《寄生虫》斩获了奥斯卡四项大奖，分别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成为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大的赢家。

其实在此之前，该影片在年5月在韩国上映以来，已经在全球揽下了N个大奖，一个东方电影能赢得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同，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呢？

我想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它所揭示的现实戳中了这个时代全球各大文化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房价高起和贫富分化下的阶层固化。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财富总量持续增长的时代，依然有为数众多的一个族群背负着现代生活巨额的成本，苦苦挣扎在繁华都市的底层，承受着物质匮乏、精神歧视、地位低下的N重重压。

也就是说，如果把电影的主人公从首尔换成东京、换成纽约、换成香港，甚至换成中国的北、上、广、深，这样的故事依然成立，这也就是揭示了阶层固化，是现在全球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寄生虫》获奖之后，紧接着媒体有一篇报道说，探访真实版的《寄生虫》地下室一族，阴冷潮湿，蟑螂乱窜，穷人住所折射韩国阶层固化。

不谋而合，前几年日本作家三浦展写了一本书，叫《下流社会》，成为日本亚马逊网络书店销售冠军。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描述了阶层固化这种现象，“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下流社会”，这里所说的下流是向下流动的缩写。

在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描写这些人叫做蚁族。有篇报道说，《日本蚁族爬进胶囊旅社》，在东京湾周围有一种胶囊旅馆，专门租给那些租不起房或者失业的人士，每间深不过两米，宽和高不过一点五米，每天只能爬着进爬着出，而且毫不隔音。这样一个简陋的胶囊旅馆月租金竟然高达5.9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多块钱。

其实，这些人每天熬的就是一个生存，俗称活着，别谈什么品质，更别谈什么梦想。如果把目光转回到我们的国内大都市，情况其实也大体类似。

年有一篇报道，《京、沪生活成本高过伦敦、纽约》，伦敦、纽约的生活成本在全球排名25名、32名，而北京、上海分别排名在17名、16名。高昂的生活成本。对于初踏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

所以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发表了《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粗略估计，北京约有16万蚁族，他们大部分居住面积在十平方米以下，然后上海一位白领晒了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和支出，“年薪16万，我叫伪中产”，为什么？

每个月的收入减去生活成本，只能存下一千六百块，一年才存不到两万块。而年上海平均的房价是两万一千五百元每平米。所以说存一年还存不够一平米的房子。

买不起房就只能租房，但是近年来大城市房租不断上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一大痛点。

就像这幅漫画画的，价格都高在云端，租不起体面的房子，很多年轻人只能像电影《寄生虫》中的韩国人一样，去租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

这篇文章，《地下室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心里有多苦》，大大的标题看了让人非常扎心，《别谈理想，哥戒了》。

更多人选择了逃离，年，有报道说北京居不易，六十万人挥别离开的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青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当贫富不短分化，教育日益昂贵，房价、房租日益高涨，而机会和资源又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大量的年轻人在小城市、在农村得不到机会，到大城市又难于立足，阶层固化是否也会慢慢变成我们中国的现实呢？这是否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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