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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陪要买房的朋友去看了市郊一处别墅楼盘，他正是看中独栋别墅地面三层、地下两层的设计，一路上相当兴奋，所有房间的功能都想好了。
中介领着我们楼上楼下参观，直到来到负一负二层，这是一个尚未区隔楼层的巨大空间，封闭、无光，没有通风设计，靠灯光照明，尤其是扑面而来的呛鼻霉味，瞬间令我感到极度不适，我眉头紧锁，捏起鼻子，破口而出一句：“这么霉，怎么住人？”
后来，在戛纳新科大奖得主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里，我看到了自己当时的嘴脸。
可那天我朋友的反应恰恰相反，他深深吸了一口，十分满足地说：“我觉得还好啊，我挺喜欢这味道，有一种凉爽的感觉。”
事后朋友向我解释，90年代的中国曾是自行车的王国，几乎每户至少有一到两辆自行车，地面的自行车棚摆不下了，一些小区就把大楼地下室改建成自行车停放点。
▲坐在自行车背后长大的一代人，是曾经他小时候住在市中心的新公房里，楼下便是停放整个小区自行车的地下室入口。一到暑假，玩捉迷藏的孩子们总爱躲在这里，有时躲得太成功，甚至几小时都没人能找到。因此我的朋友不但不反感地下室的味道，反而能勾起愉快的记忆。
不过最后，朋友还是听取我从健康角度提出的劝告，寻求他处地下室挑空设计，可以通风采光的别墅户型。
事虽告一段落，我在观摩了奉俊昊的电影《寄生虫》后还是陷入了自省：我并非富人，朋友他也不会因我对霉味的反感陷入低人一等的自卑，但是“厌恶感”却真真切切存在着，敢情“厌恶”不是富人的专权？
-1-厌恶是不是，富人对穷人的专权
一个韩国底层家庭的命运，也牵动了身在邻国的我们。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影片《寄生虫》，一影片讲述的是住在廉价半地下室出租房里的一家四口，原本全都是无业游民，因机缘巧合先后隐藏真实身份，去富人家担任不同职务，意外发现寄生于富人豪宅地下室的前女管家的丈夫，最后三个家庭因生存与尊严之间的撕扯，拔刀相向。
人们观后解读这部影片，大量使用的是“贫富差异”、“两极分化”等字眼，当然这确实契合片名。电影里的富人一家，在导演的有意弱化下不仅不讨人厌，甚至单纯善良到不真实，那是因为他们本就不是立体的角色，一个“富裕”的象征符号罢了，导演把更多笔墨留给两个在生存线挣扎的穷人家庭，观众因而认定“厌恶”是自上而下的，是富人对穷人的鄙视。
在我看来，“贫富冲突”只不过是导演借影片展现的主要矛盾，还有另一条隐藏的线索，被忽略了。
影片的最后，穷人父亲是受到富人家男主人的厌恶挑衅才提刀捅人的，这个动机博得了不少观众的谅解与同情。殊不知，穷人在影片里也没少对弱势者流露出鄙视。
首先，穷人一家四口对在自己半地下室家门口撒尿的醉汉是厌恶至极的，不仅背地里用言语消遣这个人，儿子的老同学登门时也大声呵斥其走开。
其次，当无业游民一家在富人豪宅的地下室意外发现了寄生于此的前女管家丈夫，并长达四年之久，他们先是惊愕，整张脸很快被嫌弃与俾倪占据，并扬言要告发。
再次，刚刚还卑微乞求、跪地不起的前女管家，意识到这一家四口不仅联手诈骗，同样是富人家庭的寄生虫，瞬间小人得志，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眼神满是不屑。
这几个情节足以说明“厌恶”不是富人对穷人的专权，只要地位悬殊就会存在。事实上，因身上的气味遭富人鄙视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不待见的人，分明形成了完整的鄙视链，穷人一家并非食物链末端，也就没了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怜。
-2-换位思考，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
为什么通常人们总认为穷人即可怜，富人就是嘴长獠牙、膘肥体壮？因为平民身处中间，自上而下净收眼底，自下而上是仰视，容易“走形”。
同样的道理，和白手起家者不同，历来家境殷实的富人们，对于真正弱势贫困的家庭是缺乏想象的，因为没有见识过，也接触不到。
这并不是说富人就没有同理心，而是缺乏想象，所以同理心没恰当施予。好比影片里的富人男主人对地下室的气味熟悉又陌生，旋即流露出本能的厌恶，这不能成为穷人父亲向他索命的理由。至少被穷人父亲冒犯到时，男主人始终是保持表面上的礼貌与包容的，这是教养。
富人男主人把地下室的气味描述成“有点像葡萄干放久了的味道，又有点像坐地铁时候的味道”，这话听似讥讽，实则并无恶意，说到底是没见过真正穷的人，毕竟人类所有的想象都基于曾见过听过，储存在大脑里的影像。
事实上，富人是的确接触不到真正的穷人，这从他们选家庭教师、管家、司机的标准可以见得。
在物色新管家时，胜任司机一职的穷人父亲，递给男主人一张“顶级管理”“会员制”“限额”的公司名片，得以将自己粗鄙散漫的老婆，包装成高级服务人员入职豪宅——不能说为富人打工的那些人也算得上富人，但他们绝对不是穷人。
可见，是金钱划分了富人的圈层，限制了他们的所看所想。
富人对生活水平低自己好几层的人群真真是缺乏想象的，争得他们的重视，好比对着牛来弹琴。如果把剧中穷人父亲被冒犯后拔刀相向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反击，那么富人男主人的死，就是导演刻意安排以儆效尤的——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
《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年轻的律师丈夫显然不懂庄子的妙语，才会要求别人理解自己的经历。
他失落的童年险些走上作恶的不归路，所以懂事成年后，想用法律来帮这个社会“治病”，救赎那些满腹仇恨的灵魂。因而他站上道德制高点谴责与自己经历截然相反的妻子毫无同情心，这种正义感是通过“绑架”别人的道德得来的。
试问一个从小家庭美满、家境优渥的善良女子，不能理解人间疾苦、人性丑恶，有错吗？这并不是对错的问题，但倘若有人拿“对与错”来审视，那一定是错的。
-3-反过来富人的生活，也并非平民能够想象
也许你很深谙民间疾苦，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自下而上对富人的想象也多来自于道听途说。
某电视剧里有一幕，骗子向带他入行的伯乐描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上流社会，不是我们以为的买奢侈品或者豪车，而是一种以“无用”为目标的生活方式。
话糙理不糙，这“无用”准确来说是“不具功利性”，不靠谋求手段来达到目的，而纯粹是消遣或喜好。譬如，向来只存在于上流社会的诸如艺术、哲学等等情操，正因其“不具功利性”、“不具实用性”，自古与庶民文化格格不入，被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别自嘲，但不得不说“附庸风雅”一词，讲的正是挤破头也要上流一把的庸才。
其实，上流社会推崇的“百无一用”是指你那些作为平民的理想都实现后剩余的理想。平民的理想是什么？在我看来除了温饱、财权，还有胸怀大志和心怀虚荣。当这些都被满足了，你还会为什么而活着？这时，人和人才分层。
曾有一篇文章火遍网络，标题就直戳人心，《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人与人生来不同，残酷现实昭然若揭。开篇第一句，即让不少小康家庭出身的人自惭形秽，自责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像投胎的不公，应由人后天买单：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种逻辑，如同看完电影《寄生虫》，更坚信富人应该对贫富矛盾日趋白热化负全责。
我们到底该如何正视芸芸众生、生而不同？我在凤凰卫视曾经的一档聚焦富二代海外生活现状的纪录片里，得到了些许启迪：
“富二代很多人会认为是在否定自己的能力，更强调你父辈的能力，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作为有独特优势的人，应该去想怎样利用手中的优势，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负担更多的责任。”
▲富二代Rudy接受凤凰卫视的纪录片采访说这话的是当年22岁的Rudy，他是中国游戏业亿万富翁的儿子，录制前一年Rudy在洛杉矶成立了自己的虚拟现实游戏公司，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四年级学生，而在更早的年，让他在全美华人全红极一时的，则是由他一手催生的“生而不凡”俱乐部。
因自尊心受到大学里一个叫“兄弟会”组织的挑战，这个组织聚集了校内家境好、人脉广的富家子弟，不仅会费昂贵，还要经受“考验”。Rudy意识到这个组织对亚洲人存有排斥，决心成立“生而不凡”俱乐部，要让华人也能享受到美国人的特权，加入“生而不凡”你就不需要等待被美国主流社会价值接受，因为你可以买下这一切。
作为每年两万美元高昂会费的回报，Rudy曾组织会员坐私人飞机到拉斯维加斯狂欢，在好莱坞山头租别墅、并炫耀各自的豪车，以及参加无穷无尽的派对。
这个出生于中国苏州的男孩，自幼家境优渥，在世纪初那场席卷中国互联网创业浪潮中，他的父母不失时机地投身于网络棋牌游戏行业，财富迅速地积累起来，代价是他们的儿子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童年。
Rudy说，被父母忽略的后果，是他需要用不断的折腾来证明自己。
年的一次俱乐部聚会，不仅被警察查封，还上了新闻头条，一地鸡毛，Rudy决定退出“生而不凡”，用他的话说，虽然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满足，但是人的内心依然非常空虚。
他仅从父母账户上挪用了十万美金，开始休学创业，再后来便有了前文的一番感慨：“后来我看到了作为富二代另有出路，花在娱乐上、购物上的钱，其实可以用于创造更多的价值。”
纸醉金迷的富二代，在自我觉醒后变身成为发奋图强的好青年，完全没按套路出牌，准确说影视剧里的桥段，要更符合我们对富二代的想象。
▲电视剧《我的真朋友》中，邓伦饰演的如果把Rudy的经历摆到影视作品里去，那么如梦初醒的富二代应该是屈服于父母的威严，从家族企业的基层开始“吃苦”，之后被兢兢业业、百折不挠的同事感化，才同事助力下攀上事业高峰……
这些无非是我们身为平民对富人的不实揣测罢了，相较之下，凤凰卫视的纪录片更显客观——一个出生起点就是别人奋斗终点的人，是不会自断双腿，力求弱势一方口口声声要的“公平”，因为觉醒意味着他终于明白，上天让他出身矜贵，自有他的使命。
羡慕与嫉妒的差别在于，羡慕是你想达到对方的高度，嫉妒是你想把对方拉到跟你一样的高度。
那么放眼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包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不显露对财富拥有者的曲解与臆断，将他们塑造成剥削压榨者、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霸权的象征、挥金如土的反面教材，无可辩驳就是出于平民的嫉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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