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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啼豆
奉俊昊凭《寄生虫》一举夺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的那一刻，似乎也成了全亚洲电影人的“仇敌”。因为他完成了所有亚洲电影人一生致力于完成但都未能完成的壮举。
虽然奥斯卡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一个电影奖项，然而考虑到美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极高地位，所有的电影人都以能获得奥斯卡奖项的认可而感到无比荣耀。
《寄生虫》海报《寄生虫》除了创历史地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外，还有它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戛纳金棕榈大奖，奉俊昊和影片《寄生虫》一时风头无两。即使把至的电影年度说成是“奉俊昊年”或“寄生虫年”也毫不为过。
影片《寄生虫》中一个贫穷家庭的四口人“寄生”在富人家中，最后走向了失控的悲剧结尾。虽然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结局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然而却是与他们的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过“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合理性”分成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寄生虫》剧照影片中的基宇和妹妹基婷，还有父母一家四口生活在地下室中，靠领救济讨生活。屋内唯一的阳光是靠屋外地面反射后透过房间最上方边缘的窄细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的。本来应该被坐在屁股下面的马桶却高高在上，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俯视着他们四人，人反而变成了商品“马桶”的奴隶而存在。
马桶作为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一件生活用品，已经逐渐地扮演起奴役人类的角色。基宇一家虽然生活拮据，父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然而马桶的在场是一种被文明和主流接纳的象征，给他们心理安慰，来表明他们没有与主流群体分离。
《寄生虫》剧照基宇的一家也期望过上好日子，每次家庭用餐时也讨论未来，但他们并没有规划，总是在等待机会自然而然地达成愿望。终于基宇得到了一个能去富人朴社长家作家教的机会，为了能被雇用，他假造了文凭，这时工具理性已经开始发挥了作用。
为了能过上好生活的不纯动机，让基宇选择了非正当的手段。如果基宇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情况，那么有很大的几率不能被雇用。所以工具理性支配他计算达到目的的最优路径，造假和欺骗成了最有效率的手段。这一捷径的采用让基宇和他的家人都看到了“希望”，一个能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在向他们招手。
《寄生虫》剧照基宇的做法抛弃了价值、正义和情感的考量，直接跨向功利主义，以最有效直接的方式去达成目的。这不是基宇个体的“症结”，而是韩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高效社会管理的后果，是不计较方式而只追求效率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
基宇和基婷了解到富人家的管家婆对桃子绒毛过敏，为了能让母亲取代对方的位置，他们把桃子绒毛弹到了原管家的衣领中，让对方生病无法继续工作，然后他们的母亲就顺理成章取而代之。这个“陷害”过程是通过基宇兄妹二人精准计算时机，地点和方式来实现的，这种精确计算和高效实施恰是工具理性的核心。
《寄生虫》剧照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并不只是存在于对立阶级之间。虽然下层阶级对于上层阶级的“仇视”让工具理性更加容易生成和强化，然而当同处下层阶级的群体间出现了利益上的博弈时，工具理性一样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择手段变成了最纯粹和最高效的手段。
期间富人家的女儿喜欢上了基宇，情欲的力量对于工具理性有着很大的冲击作用，它的作用力是巨大的，然而作用时间是短暂的。它的作用以二人互生好感为开端，以挑明关系作为结尾。情欲作为一段插曲，仅仅使基宇的目标出现了一次暂时性的偏离，然后又很快地回到了轨道上去。
《寄生虫》剧照被他们一家赶出去的管家婆，她的丈夫竟然多年来“寄生”在地下室中享受着富人家的屋檐和美食。基宇一家人的出现侵略了他们的“领地”，阶级内部对于资源争夺的矛盾爆发让他们互施“本领”来驱逐对方。如果在前面他们还残存一些价值理性的话，在这时工具理性已经完全取代价值理性，让他们完全摒弃道德的约束，采取最极端，最有效的手段打击“敌人”。
《寄生虫》剧照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对于高效性呈现出一种“狂热”的追求。我们看到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瞬间”拔地而起，生产加工产能“无界限”的提高，电视节目的日新月异，商品的花样翻新，所有的这些让工具理性具有了一种真理性。一切事物皆采取量化的手段，给人们看到永远在流动中“令人振奋”的阶段性成果，从而造成一种繁荣和幸福的假象，也给人们“算计”行事找到一个最好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