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礼上，一群亚洲面孔抢尽风头，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虫》一举夺得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四项重磅大奖，刷新奥斯卡历史。

领奖台上，他谦逊地提及台下的马丁、昆汀等一众好莱坞名导对自己电影生涯的影响，朝夕之间，手握四座小金人的他似乎已经毫无愧色地实现了亚洲电影对于西方电影边界的冲击与跨越。同时，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戏剧性地应和了这部给他带来无上荣耀的《寄生虫》。

生存之重与斗室浮虫

生物学范畴内如此定义“寄生虫”：在宿主体内或附着于体外以维持其生存、繁育的低等真核生物体，往往类比到社会学视角下底层无以为继的游民群体。

《寄生虫》基于此，鲜活地展现了现今韩国社会阶层分明的生态系统，以横切面的手法集中到两户家庭关系及生活的框架之中。电影开场找寻网络信号的一幕成为经典，当儿子基宇举着手机苦苦寻觅时，金基泽漫不经心地说道：“找无线网络，手要举得高些，每个角落都要试试”，找网络的过程何尝不是底层贫民寻求生机的过程呢，他如此轻易而肺腑地道出了自己刻骨体验所积累的生活智慧：用尽气力，向上攀爬。

显然在这一部电影中，奉俊昊放弃了以往深沉的叙述风格，从影片的初始就已经表露了贫富分化的社会主题。但大幕的真正开场始于基宇好友以山水石景作为伴手礼前来拜访，他将家教的工作转手给了基宇，并笃定富家小姐不会爱上一个资质平平的穷小子。若说这名出场不多的朋友在言谈之间已经流露出了些微轻蔑，那么富人家庭的登场才是阶级分野的豁然展现。

凭借着多年摸爬滚打积累出来的机敏，基宇、基婷、金基泽与其妻忠淑相继轮番登场，里应外合地住进了富人家庭，他们摇身变为外教、美术师、司机和保姆，以寄生虫复制和繁育般的态势无形占据了整个堂皇的富人别墅。一场大雨的到来揭开了更深的阴谋，原来这户层层叠叠的建瓴高屋正是荫蔽“寄生虫”的最佳场所！前保姆的丈夫为了躲避巨债藏在地下储藏室四年，影片又暴露出了一群意料之外的寄生虫。

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两个穷人集团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相互倾轧，“善”是一种选择，而“恶”是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在善与恶中浮沉挣扎，好去争夺一些卑微的生存空间。当前保姆躺在冰冷而幽深的地下室气息奄奄地对丈夫说：“忠淑姐她本来是好人，却踢了我一脚”时，我相信荧幕之下的观众定会有无尽的感叹和唏嘘。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雨彻底洗刷了可疑的一切，富人看似无恙的在雨中兴致盎然，却不知危机正在逼近；穷人依旧是穷人，雨水轻易就汹涌地灌进残破的家中，无情地浇淋在他们的头上。原来，阶级的界限是根深蒂固的，刻在体内的标签难以祛除。基宇在被冲毁了的斗室里拿起了影片开始的那块石头，他终于明白了：有钱人家拿来作为摆设的小景观，却刺目的提醒着他们：生存是一件如此沉重的事情。

奉俊昊以一种空间化的叙事将整个故事囊括在富人别墅这一既封闭又开阖的场所，他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我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设计这房子，它就是这电影里的宇宙本身。”可见，三维性的空间和两维性的人物矛盾是他着意展现戏剧冲突的手段，以富人的豪华住宅与穷人的斗室之狭、以富人的阳光和穷人的大雨相互比肩，从而揭露了韩国社会因阶级差异而产生的尖锐分化。

天真或狡黠：阶层不同，视角不同

如果说对生存空间的区别设计是影片的显性表征，那么电影中人物群体的表现样态则是散布于片中各个细节的隐性因子。《寄生虫》甫一问世，即收获了如潮般的好评，但也偶有批评的声音夹杂其间，主要集中在电影对于富人一家的刻画上：过于肤浅、甚至天真，如此云云。诚然，本片以一种十分夸张的方式，泾渭分明地拉开了贫富阶层。

我国古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又或者“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都在朴素地阐释着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微妙关系。

而在本片中，这些则被暗藏在一个个微小的举动和言语之中：因为基宇是刚来的家教，朴太太偷偷缩减了他的报酬；金基泽挤下前任司机来上班时，朴社长虽说着“这不算试乘，你不用紧张”，却时刻注意着自己手中咖啡的振幅；小儿子多颂要办生日聚会，即使是周末，她以“会付加班费”，不由分说地要金基泽一家接着上班…就像在轿车内的座次一样，他们谨慎地把握着自己与底层人士之间既嫌弃又客套的关系，他们在表层所展露的“天真”，内里的底色是伪善，是一种不愿俯身的高贵与不屑。

相较于富人的“不谙世事”，作为穷人的金基泽一家是很有生存手段的，因为生活的艰难养成了他们卑琐苟安的性格，同时，又能在莽撞迅捷中又透出丝丝良善，而正是狡黠之下尚存脆弱和敏感的矛盾形成了影片中各方力量相互角逐的戏剧张力。当多颂从气味识别金基泽一家时，为了掩饰，他们想的办法是四人用不同的肥皂或洗衣露。而基婷却幽幽说道：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半地下室房间的味道，要离开这里才可以。

真相的揭露是如此漫不经心，而却让所有人露出窘态。年仅9岁的富人家孩童已然能从缥缈的气味中识别贫富，更何况高高在上的公司董事长及夫人，当他们一次又一次掩鼻从金基泽一家而过，又或者私下讨论他们身上的地铁味时，不可否认的说这是一种不自知的诛心之举。以至于后来，在多颂的草坪生日会上，老好人金基泽的敏感之心彻底爆发，他出乎意料地将刀举向了朴社长，贫富差距的刺激化为了刀下殷红的鲜血。人群四散逃开，逃生的举动终于让他们看上去成为了没有差异的普通人。

文化特色下包缠不一样的社会荆棘

若说本片仅在讲述韩国社会阶级差异的问题，那么这无疑是一种表浅化的观影。事实上，奉俊昊在电影中暗藏着更大的视野。朴社长一家的生活在影片中也充当着韩国富人的标本，但充斥在各个角落的细节无一不在提点观众，他们也是受到裹挟的群体。

朴社长的公司一心想着作为南韩企业代表攻占纽约市场；女儿多惠正在为学习英语感到烦闷；小儿子多颂沉湎于印第安人的变装游戏企图忘却幼时的阴影；以及基宇基婷在进入富人家前先给自己谎称一个美国背景和英文名字……这些细碎的西方元素仿佛如一面镜子，照见的是在国际政治关系和漫长的历史文化下，韩国和西方的吊诡关系：既要依附迎合又想挣脱跨越。

近些年以阶级对立为母题进行讨论的电影有很多，放眼我国的电影创作，其实流脉更为深远，较早的如《秋菊打官司》：农村的喜宴最终消弭了普通农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紧张矛盾，这是张艺谋在传统角度给出的充满人情味的解答；导演张扬的“三盲”系列——《盲山》《盲井》《盲道》，以对底层民众蝼蚁一般生死的揭露，表达了他对于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种集团式围困的愤怒与无奈……

其实无论哪个国度，导演的电影话语深深根植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之中，因而我们在看到同样的苦难叙事时，却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思索和复杂心境。

奥斯卡的盛宴终有落幕时，就像影片最后那片阳光遍洒的绿色草坪，安然无声。筵席之下，我们希望的是电影行业的辽阔征途。奉俊昊在得奖感言中如此说道：《寄生虫》的奥斯卡四冠是过去一百年里所有韩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诚然，大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小到一个电影片段的展示，都是社会百态和历史浓缩的集合。奉俊昊仿佛轻易就抹去了自己的功绩，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低调与谦逊，也是“大阅归来意豁然”的从容，更是现年51岁的他成功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