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韩国电影算得上是好莱坞的正统嫡系弟子，最早一批韩国类型片导演大多曾前往好莱坞学习，而这次奉俊昊的一鸣惊人，与电影表达的世界性与融合性主题无不紧密相关。

大奖刚孵化出来，热捧之外也滋生出争议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次《寄生虫》拿下最高大奖，很大程度是由于奥斯卡贯彻一直以来的主流判断：我们都知道，“政治正确”是首要之义。

上一届获奖的《绿皮书》也曾一度处于“政治正确”的热议里，但在今年群雄争霸的奖台上，就连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这种殿堂级大师，都没能让《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这样类型性不强的作品压过《寄生虫》的光环。

好莱坞的脉络范式、政治正确的核心，在奉俊昊历往的作品里屡屡常见，不乏有趣而充满悬念的片段。看他的很多电影，仿佛从放松的开头开始，中间逐渐提起来一口气，在目不转睛地屏息和后脊发凉的穿插中牢牢攫住观影节奏，这是他拍电影的绝招。

的确，在他的拿手技下，纵使抛开奥斯卡光环，虽然没有李沧东《燃烧》那种虚无而朦胧的诗意，却也建立起了一种更加具有整体性的二元世界观。

而纵观整个韩国本土电影工业，从《熔炉》到《寄生虫》，不难看出他们的定位和野心，不少新时代导演一直在商业性、艺术性的平衡中延伸批判性的眼光，企图搭建一种基于公共社会的高度自觉性。

早就有人预言，韩国夺得奥斯卡只是时间问题。

21世纪以来，不少亚洲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等政策措施，促进了本土电影市场规模的扩大，千禧年后，韩国电影的工业化水平更是疾速提高，逐渐从温情路线转向剧情和节奏取胜。

韩国导演们将镜头高举作枪炮，运用其擅长的强情节、感情驱动手法，对准了现实社会的一个个疮疤，并成功掷出水花，成为观照韩国民主进程的一面面镜子。

《寄生虫》沸腾的野心，是它创造电影序列别样可能性的反应，在奉俊昊呈现的社会寓言里，贫富对立只是最基础的工笔勾勒，框架之下，是对整个韩国社会现状的再次痛击。

自好莱坞时代始，西方就以其一套硬质荧幕冲击构造了一副西方想象的图景。在亚洲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亚洲电影要素的区域内市场流通也不断丰富而频繁的同时，东亚、东南亚电影市场构建的是另一种形态的东方想象。

然而，东方文化的内敛深蕴，决定了这种理解并不能像外向奔放的西方文化一样容易被传达和理解。从民族劣根性中寻找特质的表达渠道，是不少亚太电影尤其是韩国、印度等借以表达文明内核忧患的方法之一。

《寄生虫》并不是异军突起，而是厚积薄发。除了对社会制度和隐形泥滩的批判，它不予批判也不予号召，也不“熔炉”式说教总结。荒诞的灰色基调，喜剧开头，暴力结尾，奉俊昊把思考留给暴力的余烬。

在同一个世界上，肉眼可见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等问题从未消失，它们只是在那里，搭建隔绝，搭建压抑，电影呈现这种东西，世界级奖项则放大这些东西。而要如何去表达，就是新时代电影人未来要继续披荆斩棘的漫长道路。